“同胞”在《汉语大辞典》中有两种涵义：一是指同父母所生，亦指同父母所生的兄弟姊妹；二是指同一民族的人民，即指有同一个祖先的一群人。“互动”在《社会学辞典》中的解释是：人与人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或心理的交互作用，是一个人的行为引起另一个人的行为或改变其价值观的任何过程。本文中“同胞互动”是指一个家庭中的同父母兄弟姐妹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和心理的交互作用。

　　我国迄今尚没有系统和专门的关于儿童同胞互动的研究，仅有的少量研究涉及到同胞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以及同胞关系的影响因素等。而国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同胞关系、同胞互动的研究非常广泛，取得了较多成果，包括同胞关系对儿童发展、家庭关系的影响，同胞关系的特征及同胞互动行为分类，同胞互动的影响因素等。本研究拟对西方儿童同胞互动研究现状进行较为细致深入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儿童同胞互动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一、西方儿童同胞互动研究现状

　　(一)同胞关系对儿童发展、家庭关系的影响研究

　　有研究者认为，同胞关系对儿童社会化及其情感发展有重要影响作用。Dunn认为同胞关系能促进儿童彼此的了解，有助于儿童的自我和社会角色认知，会影响儿童早期的社会性发展水平。[1]Dunn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同胞关系、同胞个体差异以及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都会影响个体的社会化发展，主要体现在儿童社会适应和社会理解两方面。[2]在情感发展方面，McHale认为同胞在童年期和青少年期的广泛接触和相互陪伴可使他们塑造彼此的行为，发展和调整各自的社会情感。[3]Kramer指出，同胞关系为年幼的儿童提供了了解情绪和发展情感理解的机会，包括识别情绪，解码他人情绪，期待他人情绪反应，调节情绪，利用情感理解去建立人际关系和影响他人等。[4]

　　有研究者认为同胞关系对家庭关系有较大影响。Howe的研究表明，同胞如能理解相互之间的观点，就能促进家庭成员的良好互动，进而利于家庭成员间冲突的解决。[5]Garcia的研究指出，当同胞关系融洽时，家庭氛围是愉悦、轻松的，而且家庭成员之间很少有摩擦；反之，当同胞关系不和谐并伴有妒忌、敌意等情感时，家庭关系就会变得很紧张。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关系还会反过来影响同胞关系。[6]

　　(二)同胞关系的特征及同胞互动行为分类研究

　　1．同胞关系的特征研究

　　Dunn对同胞关系特征进行了探讨，指出同胞关系具有互惠互补特征，这一独特特征使之与亲子关系相区别。互惠关系(如模仿、合作、观点采择等)，为儿童提供了交往经验和社会认知发展的机会，可视为同伴关系的基础。互补关系更类似于亲子关系，如照料、教导、依恋等。[7]HOWE认为同胞关系的独特性体现在互惠互补特征上。Howe通过研究同胞间的游戏和教导两种行为后发现，互动中的互惠互补为个体差异发展提供了背景，并为儿童对同胞的个体发展产生影响提供了机会。[8]

　　2．同胞互动行为分类研究

　　Tucker指出，同胞之间有积极互动，如合作、分享，也有消极互动，如冲突。同胞互动即使表现为频繁的积极互动，也会同时伴随着较多的消极互动。[9]McHale将同胞互动分为积极的(posi-tive)，即具有高温暖水平、低冲突和低控制水平特征；消极的(negative)，即具有低温暖水平、高冲突和高控制水平特征；冷漠的(distant)，即具有低温暖、低冲突和低控制水平特征。[10]Oh等人在分析儿童与他们的婴儿兄弟姐妹的互动模式时，将之分为积极参与型(positiveengagement)、直接对抗型(directantagonistic)、逃避型(avoidance)三种模式。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大约50％的互动是积极参与型，这种互动模式表现出高水平的积极参与和低水平的对抗与回避；42％的互动为直接对抗型，只有8％的互动属于逃避型。[11]综上可见，已有的同胞互动分类方式大致相同，都认为同胞互动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模式，不同的是，有的研究者在积极和消极中间分出了冷漠型或逃避型模式。

　　(三)同胞互动的影响因素研究

　　1．同胞结构对互动行为的影响研究

　　上世纪70～80年代，国外有较多文献讨论同胞结构(如出生顺序、性别、年龄间隔)对同胞互动的影响。Lamb在实验室环境中考察了18个月大的婴儿和学龄前幼儿的同胞互动行为，发现头胎儿童会主动提供玩具给他们的弟弟妹妹，而二胎儿童则主要是用观看、靠近和模仿的方法与同胞互动，且更愿意接管哥哥姐姐们冷落的玩具。[12]陛别因素也会影响同胞之间的互动。不同性别的头胎儿童的行为方式有诸多不同。头胎男孩更多倾向使用身体互动方式，而头胎女孩更多使用解释、询问、轮流等互动方式(Smith，1970)。Stewart在研究中进一步指出；通常，相同性别的孩子关系比较亲密，但也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冲突，特别是同胞都是男孩时。[13]年龄间隔的不同也会影响同胞互动的质量。GidreUi指出，年龄间隔大时，年幼的儿童会更多向年长的儿童寻求帮助和指导。[14]年龄间隔越小的儿童，彼此间的敌意越大，侵略性和竞争性也更强，但他们也更容易形成亲密关系。[15]Minnett的研究发现，7～8岁的头胎儿童更倾向使用赞美和教导方式，且弟弟妹妹会表现出更多愉快和自嘲行为；年龄间隔小的同胞之间更具有攻击性，但同时也表现出更多积极行为和积极情感；女孩更可能使用赞美和教导方式，而男孩更多时候使用的是中性行为；相比不同性别同胞结构，同性别同胞间会出现更多的欺骗、攻击和控制行为。[16]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有研究者认为同胞结构对同胞互动行为没有实质性影响。例如，Abramovitch通过考察家庭环境中的同胞互动发现，互动行为不受性别、年龄和年龄间隔的影响，并指出只有建立高水平的同胞互动才会使互动变得丰富多彩。[17]Scarr的研究也指出，年龄间隔、出生顺序、性别并不能充分解释同胞互动行为之间的差异。[18]

　　2．儿童气质倾向及父母对同胞互动行为的影响研究

　　国外有系列研究表明，同胞关系会受儿童气质倾向和父母的影响。Buhrmester提出，儿童的气质倾向和父母的教养方式比性别、年龄、年龄间隔更能预测同胞关系质量。[19]从儿童气质倾向来看，Volling认为在家庭环境变化时，容易型气质的儿童更容易过渡到同胞期。[20]困难型气质(difli-culttemperaments)的儿童在弟弟妹妹出生后会出现更多的退缩、纠缠、睡眠问题。[21]Stoneman通过儿童的气质研究证实，同胞关系中出现的困难问题与困难型气质的儿童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22]

　　亲子关系、教养方式和婚姻状况也会影响同胞互动行为。亲子关系对同胞关系的质量影响很大。Brody指出，如果亲子关系是积极的，同胞之间更可能建立起积极关系；若亲子关系不和谐，甚至父母经常采用惩罚的手段，同胞之间就会充满攻击和敌意。[23]从父母教养方式来看，McHale提出，严厉专制的教养方式会导致更多的同胞冲突行为，尤其是在弟弟妹妹出生的第二年。惩罚性的教养方式会增强儿童对弟弟妹妹的敌对感。[24]Brody建议父母在指导孩子时若能拒绝采用惩罚方式，同胞争吵将会减少，彼此关系会变得更友好。即使年龄小的儿童常常会因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而与他人争吵，但随着年龄增加，他们也将更有能力调节自己的情绪，更能善待自己的兄弟姐妹。[25]父母的婚姻状况也会对同胞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与父母共同生活的儿童，同胞间会呈现出更多积极行为；离婚家庭或父母分开生活的儿童，同胞间可能会出现更高频率的冲突和消极行为(NoUer，2008)。Kim认为充满敌意和冲突的婚姻状况与儿童同胞冲突和暴力有一定的联系。[26]

　　(四)同胞冲突行为的研究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在童年时期的同胞互动中，冲突行为是普遍存在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Ross提到，童年时期的同胞冲突与后继出现的不和睦同伴关系、学业困难、攻击行为等问题密切相关。[27]Perlman认为，尽管同胞冲突发生频繁且关系紧张，但冲突有助于学龄前儿童以更亲社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也有利于提高儿童的语言和观点采择能力。[28]Brown指出，同胞冲突可以使儿童提高情绪理解、观点采择、协商、说服和问题解决能力。[29]ROSS将同胞冲突划分成破坏性的和建设性的两种。破坏性的冲突是充满敌意的、难以解决并破坏人际关系的，而建设性的冲突是可理解的、异议能够解决并有助于增强信任的。[30]Rinaldi提到，建设性的冲突会减少同胞互动中冲突行为的出现，从而使同胞关系变得更加积极，而破坏性和长期的冲突则会使同胞关系愈发消极。[31]

　　有研究发现，年龄较小的同胞在相处时，1小时内平均出现7次争吵，但仅有约10％的争吵行为得以解决，解决的方式通常是和解或妥协。[32]Howe以2-7岁儿童同胞为被试所做的一项研究证实，超过80％的同胞争端没有得到解决，而12％的争端是以一方妥协而结束的。在同胞冲突中，儿童并不是自主选择冲突解决策略的，而是根据对方反应或第三方的介入来进行选择的。[33]同胞之间产生冲突的缘由纷繁复杂，而解决冲突的策略也是多样的。《平和式教养法》一书结合各种现实场景，指导家长如何处理常见的同胞冲突，引导家长尊重孩子的感受、设定适当的限制，以让孩子感受到支持。[34]Bimbaum也针对家长如何处理同胞冲突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如制定家庭规则，告知违反规则时需要承受的后果；家长作为缓冲区，不允许孩子之间打斗，并使之冷静；让孩子解释冲突缘由，并作出回应；帮助孩子进行行为改进等。[35]

　　二、对我国儿童同胞互动研究的思考

　　西方学者对儿童同胞互动的研究开展得较早，研究人员也较多，因而研究成果较丰富。无论是从整体上把握儿童同胞互动现象，还是从更深层次上挖掘儿童同胞互动的特征、影响因素，提出同胞冲突干预策略等方面，他们都有大量而深入的研究。反观我国，儿童同胞互动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方面的研究尚需深化。在多元化社会背景下，对于如何借鉴国外有关理念和成功经验，如何结合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的文化及家庭背景，有效开展儿童同胞互动研究，我们作出如下思考。

　　(一)开展本土化研究

　　西方研究者主要考察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儿童的同胞互动，如英国、美国、加拿大等。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儿童同胞互动过程、外部表现特点、影响因素等会因文化及经济背景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因此，我们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理论，也即儿童同胞互动的研究需要有一个本土化过程。首先，可借鉴相关理论及分析框架明确我国儿童同胞互动的概念，进而对其特征、分类和影响因素等进行系统研究。其次，可对研究工具进行本土化改造，开发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量表及指标体系。最后，应结合我国家庭文化背景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同胞教育策略。

　　(二)采取多样化的研究方法

　　西方研究者对儿童同胞互动的研究多为量化研究。但教育活动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现象，每种教育现象都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未来我国的研究可采取量化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运用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叙事法、实验法等研究方法。此外，范梅南的生活体验研究方法、格尔兹的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等领域研究方法也可供借鉴，例如，运用这类研究方法对同胞互动及其发生情境进行细致的深描并揭示其意义。

　　(三)整合多学科理论视角

　　西方的儿童同胞互动研究通常使用较成熟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技术。例如，使用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模型理论，对影响儿童发展的微观、中间、外部和宏观系统进行综合分析，以系统的、联系的视角来解释同胞互动现象；使用鲍恩和米奴钦等人先后提出的家庭治疗理论，将家庭看作是一个具有规则、层级和界线的整体系统，分析家庭运作方式对每个家庭成员的影响；使用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解释个体是怎样在社会环境中学习及形成和发展自己的个性的，解释儿童是如何在同胞互动中学习、掌握和调节社会性行为的。目前国内关于家庭同胞关系的研究中，实践层面的经验总结远多于理论层面的学理探讨。未来研究宜整合不同理论观点，从生态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去揭示儿童同胞互动的特点和内涵，以建立起一个多维度更具文化适应性的理论体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