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冯凌在上海做幼儿园老师的第8个年头。
她8年的生活，似乎延展成一条直线：依然在民办幼儿园、没有男朋友、没有房子、工资几乎没涨……只是家长变得越来越难打交道，幼儿园处罚越来越严厉。
眼下，已成空心村的家乡，她不想回去；留在上海？这里的幼教事业显然还没有足够的胸怀和诚意。
如果不是近日虐童案频发，冯凌和她的同事、同行们，可能没有机会站在聚光灯下。可能幼教，仍旧被认为是一个最简单、最开心、只用带着孩子玩的职业。但很少有人知道，有哪些外在因素，让本该温和亲切的幼师变成凶恶的“狼外婆”？也很少人知道，孩子们的笑脸背后，幼师有着怎样的辛酸？
近日，都市快报记者来到学前教育水平较高的上海，走近幼师群体。

一颗心整天为30个孩子悬着
“孩子是每个家里最大的财富，一天30多笔巨大的财富让你看着，你能不紧张？”冯凌说。
7日早上6点，冯凌和同事们起床了。她们麻利地煮熟面条，碗不离口地扒拉几下。7点半，来到这间位于上海闵行区的民办幼儿园；7点45分，开始接孩子。
“从孩子走进幼儿园开始，我一天提心吊胆的生活就算开始了。”冯凌苦笑。
上午的教学内容，一般是简单的户外运动，主要有曲棍球、走平衡，走、跑、跳、爬等。
平衡木上的孩子，让冯凌和同事胆战心惊。她们必须站在两边，伸出手，做好防护，以确保孩子万一掉下来，她们能够及时接住。
“只能一个一个来，前面的安全落地，后来一个才能上来，我们就这样每天先围着平衡木走30个来回。”冯凌说。
她们对一个身边的教训记忆犹新：今年5月，上海徐汇区一幼儿在户外平衡木游戏时，因老师疏忽，孩子额头严重受伤，深见颅骨，缝了18针。
差不多是在同时，在上海一家公办幼儿园，孩子通过学校门口的晨检后，被家长送进教室。一名早班教师早已等在那里，孩子双臂向后一抬，老师顺势脱下孩子的外套，叠好放进塑料箱里。
“打着老师的旗号，干着保姆的工作。如果说这里是乐园，那也就仅仅是孩子们的乐园！”这位老师无奈摇摇头，转过身，又换上一脸笑意，开始迎接下一个孩子。
在上海另一所位于浦东新区的民办幼儿园做托班老师的程聪，遇到的情况和冯凌差不多：“哪怕孩子摔一跤，心里都会咯噔一下；特别是有高热惊厥的孩子，他们午睡时，我就得全程坐在床边看着，万一被子捂住，睡过去……”

一个孩子有7块专用毛巾
户外活动之后，老师们开始帮孩子拿下第一块垫背用的小毛巾，再拿出第二块，发给孩子擦汗。
像这样的毛巾，幼儿园为周托班的孩子每人每天准备7块，分别用来早晨洗脸、体育锻炼中/后擦汗、锻炼中垫背，喝牛奶、吃午餐和午点等，也各有一块擦嘴用；即使日托班，一个孩子也有6块专用毛巾。
一家幼儿园在教师手册里写着：“指导幼儿养成一口饭一口菜，细嚼慢咽的进餐习惯。”
但冯凌认为，照顾孩子吃饭是保育员的事，虽然带班老师不能一点忙不帮。“但我觉得一些像细嚼慢咽这样的生活习惯，应该在家里完成。最起码家长应该配合。”
等30多个孩子都睡下，程聪才拿着饭盒，到餐厅打上一份土豆丝，跑到办公室电脑前吃午饭。她手忙着往嘴里添饭，眼睛却盯着电脑屏幕选照片，然后上传到幼儿园网站。“每天都得让家长看见孩子在干什么，他们才会踏实。”
下午4点，家长开始接孩子。这也是一天当中，老师接受家长考验的时候，如果班上的孩子摔着、碰着了，老师要随时准备接受家长的怒吼。“年轻的家长要温和很多，如果是隔代长辈来接，常常会有大麻烦。”
“每天这颗心得时刻为30多个孩子悬着，直到孩子被全部接走。”每天都要面临“大考”的冯凌说。

牺牲周末搞“课改”
下午5点，孩子们都被接走了，冯凌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而住在幼儿园的程聪，开始根据幼儿园二次课改的纲要编排课程，写个案、周计划、月计划……
二次课改，就是把原来类似于小学的健康、艺术等五个学科，整合成生活、运动、学习、游戏四块，尽量让孩子户外运动、玩的时间多一点，学习少一点，玩社会性的游戏多一点，多练习一些社会场景，通过游戏、活动启发孩子。但围绕着主题，具体要教给孩子什么东西，则要靠老师自己编排课程。
学习形式上，也变成根据孩子学习能力强弱进行分组搞个别化学习，而不是像过去小学生上课那样搞集体教学。
程聪说，实际上老师想改，教育主管部门也要求改，每周还得专门给教育部门交课改资料，实际上根本改不动。因为大多数家长，还是要求让孩子学到实打实的知识。“他们觉得花这么多钱来上幼儿园，这么大的投资出去了，就必须得有回报，即多学点东西，打好基础，上个好小学。很少想这个阶段的孩子到底该做什么。”
面对这些，学校也焦虑，因为根据课改要求，要多让孩子玩游戏，但家长期望这么高，能玩吗？
所以，幼儿园老师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和家长要求，一个月得做两套教课方案（包括个案、反思、一周计划、听课记录、教案等），一套是幼儿园结合本园特色、配合家长要求实际教学中用，一套是关于公办园二次课改的，也就是应付教育部门检查的。
“平时带班根本没时间做这些，只能在下班后或周末做，感觉每天晚上都得加班，甚至还得牺牲周末。”冯凌说。
这无疑对幼儿园老师们提出更高的要求。有业内人士分析说，课改后，幼儿园老师要成为心理学或测量学专家，去观察和测量每个幼儿在动作、认知、情绪和人格等方面的发展水平；还要成为课程专家，被要求去创编“与别人不一样”的“园本课程”。

快30岁了还没找到男朋友
下了班，冯凌和她的4个同事回到宿舍。躺在床上玩着手机的冯凌，看上去有些无所事事。
她们来自湖北、重庆、黑龙江等不同的省市。宿舍是幼儿园帮她们租的，但自己要承担一半住宿费，水电煤气费也要自己掏。
冯凌渴望改变目前单调枯燥的课余生活，但，“正是无节制的加班制作课件，狭小的圈子，到现在30岁了，还没找到男朋友，甚至没谈过恋爱。”
冯凌开玩笑地说，真没想到，做了幼儿园老师，把爱都给了小朋友，自己会没人爱。
她是湖北荆州人。大专毕业后，她独自一人来到上海，做了8年幼儿园老师。“上学时班里不到20个人，只有1个男生，一上课班里满眼花花绿绿，就缺阳刚之气，一堆女生带着一个男生玩。”
后来，冯凌上了班，来到幼儿园，却发现，除了保安和班里的一些男小朋友，接触的大多都是女人：女老师、女阿姨、女园长……
像冯凌这样，在幼儿园老师中间，绝不是个例。“不管是刚毕业的、还是年近30岁，除了七八个年龄大的保育员，14个带班老师有8个是单身。如果是个正儿八经白领，我们可能还会挑挑，30岁了也不急，但现在这样，算是怎么回事?”说着说着，冯凌有些激动。
她觉得，自己之所以还单身，一是圈子太小、接触不到其他男生，二是跟幼儿园老师这个职业的社会地位有很大关系。
“幼儿园偶尔来个年轻男性，大家眼里都放光，带着孩子户外做操时，还扭着脖子看，下了班互相咬耳朵打听：‘是不是来了个男阿姨？看着还不大，没结婚吧？’”一位27岁的公办园女老师说，在以前，这种情况简直不敢想，怕别人笑话，现在也不怕了，反正都快30岁的人。
前年，有个家住上海城郊的同事帮冯凌物色了一个男朋友，不料，第一次约会就黄了。“对方是驾校教练。后来我才听说，他嫌弃我总哼儿歌，还是个话痨，说我一旦张嘴，就不给他说话的机会，他觉得压抑；说我整天带着一帮孩子玩，头脑太简单、幼稚。”
家人连续催了冯凌三四年之后，今年彻底急了。中秋节那天，母亲给冯凌打来电话说，今年再找不到合适的，就立即回老家，“又不是啥特别好的工作，要不能找不到对象？”
冯凌苦笑着说：“不成家，就没有归属感；工作又没任何保障，把最好的年华都留在这了，最终还是一个外来务工人员，靠什么撑下去？如果真是那样，我只能离开，上海又少了一个幼教老师……”
6日晚上10点多，一条新闻让上海闵行区一家民办幼儿园的教师冯凌坐不住了。她像被针扎了一样，噌一下从床上坐起来。“又有害群之马了！山东东营，竟然有老师拿针扎孩子，还是个贵族幼儿园。”看看4个同事兼室友，冯凌的脸色有些凝重。

你们幼儿园老师真的都这么狠打孩子？
一个同事接腔说：“现在谈幼师色变啊，外甥今年刚上幼儿园，前两天姐姐竟然专门打电话问我，‘你们幼儿园老师，真的都这么狠打孩子？’”
“还有上次那个太原的幼儿园老师，因为孩子一道题不会做，打了孩子70个耳光，心理肯定崩溃到极点了。”
“整天不顺心，要不是真心喜欢干这个，能不崩溃？真心喜欢的，也得被压迫得抑郁。”
“哪天你不会也做出这样的事情吧。”大家相互打趣后，房间里陷入沉寂。
冯凌突然产生新的担忧：“你说咱们幼儿园的孩子，有没有带着摄像头来上课的？”
最近，在上海一所位于浦东新区的民办幼儿园做托班老师的程聪，跟孩子家长的联系格外多。哪怕是孩子衣服没穿好，她都要跟家长打电话说上十几分钟，解释一番。
“我怕啊，因为小事不说，积累得多了，就成大事了。万一哪个家长不放心，在孩子身上装个摄像头对着你，你还有心思带孩子？可能对孩子正常的批评都不敢了，因为管得越多错得越多。”程聪说。她害怕和家长吵架，因为家长很可能在一气之下离园。对民办幼儿园来说，少一个生源，就意味着对收入的影响。
冯凌的同事有点委屈，做幼师，工资不高，又没啥社会地位，再加上最近的系列虐童案，太影响幼师的形象了，搞得家长也都疑神疑鬼。“长期下去，这就是恶性循环，老师、家长之间互相猜疑，最终受害者是夹在中间的孩子。”

出了事 均由老师担全责
如果说照顾孩子的劳累还能顶得住，那么生存压力，则会时不时让一些老师立即“撂挑子”。
“奖金跟孩子出勤率挂钩；只要家长投诉，幼儿园就会无条件处罚老师。”程聪说，虽然她所在的幼儿园是一家中低档园，但只要孩子擦破点皮，家长一旦投诉，老师就得被扣100元工资，还得自己掏钱买营养品或玩具，去孩子家里安抚。
有幼儿园老师说，全国的民办园，基本上都靠生源过日子，那就得尽可能满足家长的要求。“而且家长总觉得，教育孩子是幼儿园的事情，他把孩子送过来，幼儿园老师就得把孩子的安全、学习等所有的事情解决好、处理好，出了事，全是幼儿园的责任，不理解‘家园共育’这个概念。”湖南益阳的一位幼儿园副园长汪飞抱怨。
程聪说，自己一个月收入还不到3000元，孩子摔伤一次，幼儿园处罚100元，家长投诉一次，也会处罚100元，有孩子离园，一个处罚200元。“最气人的是，幼儿园为了讨好家长、保住生源，处理问题不分青红皂白，一旦出事，全部推给老师承担责任。”
“事事罚钱，如果班里出勤率低一点，每个月花掉几百元电话费跟家长沟通，最终可能还要自己‘贴钱’。因为我们的收入直接跟这些挂钩”。冯凌觉得，虽然幼儿园的制度是为了增强老师的责任心，但是无休止地把责任推给老师，肆意罚钱，对老师不公平。
冯凌说，实际上，有些事跟老师可能没关系。比如孩子离园，有的是因为搬到另外一城市，有的是因为全家移民了，最起码学校应该先调查清楚原因，再根据责任轻重处罚。

少吃个荔枝 一家四口声讨老师
冯凌说，本来当幼师的工作、生活压力就很大，如果老师还在为生计发愁，肯定会带着情绪上班，长此以往，就会有疑问：“收入不高、一天忙到晚，家长、领导有不理解，还干这个干吗？”焦虑、抑郁也都跟着来了，最终，要么老师离开，要么某一天就会爆发。谁能保证孩子不会成为发泄对象？
“3个老师看30个孩子，本来就是个有风险的工作。”冯凌越说越激动：“这样下去，老师就会觉得，我不带她出去玩，这种风险不就没有了？我用恐吓或体罚的方式吓唬孩子，把孩子看得老老实实，不也没有擦伤、摔跤风险吗？”
民办园老师的日子不好过，公办园老师就真那么轻松吗？自称直到离职后仍喜欢幼师这个职业的范宏说，公办园的家长们，投诉的问题都是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比如被蚊子咬，老师却不给喷药；还有一次就因为孩子少吃个荔枝，全家四口一起来找园长声讨，要求调班级。更有甚者，把老师的一点小过失放到网上，舆论的一边倒，很可能让老师今后都没法工作。
“刚开始工作那会，我每天晚上回家就哭，有时候晚上加班写教案，经常一边打字一边泪流满面。”范宏说，她有一阵子经常失眠，家人都以为她得了抑郁症。

每年进来的幼师和离开的数目相当
湖南岳阳市教育局一位负责人说：“每年学前教育专业毕业进入幼师队伍的人数，与流出的幼师人数基本相等，幼师奇缺的状况永远改变不了。”
“写不完的教案、搞不完的活动、没完没了的检查、老公跟着受气、总被称为幼儿园阿姨、有一个幼稚无知的外在形象……”一位已经离职的幼儿园老师，甚至一口气总结出了不做幼师的28个理由。
冯凌也笑说，在准备选这个专业时，就注定会受到职业歧视。“首先家人就不理解，农村出个大学生不容易，好不容易考上大专，毕业后做个‘孩子王’，一个月三四千元，有啥前途？家里一心想让她选中文专业，做记者。但她到学校之后，还是偷偷学了学前专业。
冯凌说，她从湖南一所师范学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时，班里有16个人。“还没到毕业，大家就开始各做专业外的规划了，到现在就剩下三个在做幼教，其他有的考了研究生，有的做了小学老师。”
而河南汝州两位幼师专业学生的调查结果，也再次说明冯凌同学的选择不是个别现象。调查显示，48%的同学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才读幼师；34%的同学选学前专业，完全是服从了家人的意志。
正因如此，毕业后，60%的同学做幼儿教师只是权宜之计，从没想过当做终身职业；62%的同学认为做幼儿教师又苦又累。
拉法法儿童教育机构总裁葛文伟曾说，他们也在调查中发现，“在幼师行业，一个人要能留三年，太难了”。

收入高低决定幼师稳定性
此前，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王化敏调查发现，在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北京，一名普通幼儿园教师的月工资收入也仅有2000多元，“劳动和所得不匹配”，造成愿意当幼师的人越来越少。不得已，很多幼儿园以每个月两三百元的价格用实习生充当老师。
“幼儿园教师平均薪水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湖北省实验幼儿师范学校校长周宗清说。根据他的观察，工资水平直接关系到幼儿教师的稳定性，收入高的幼儿教师稳定性强，反之流失率就高。
而编制问题，更让一些原来学习不错、希望获得干部身份、“吃国家饭”的农村孩子放弃读幼师学校，加剧了生源恶化。一些幼师学校校长忍不住大声疾呼：“不是我培养不出优秀的师资，是我的生源有问题。”
另有央视报道称，这两年，学习底子稍好的孩子都去读了高中、考了大学；剩下去读职专、师专学前教育专业的，多是在考场上失意的孩子，难免会有负面情绪。如果没有好的疏导，把他们培养成幼儿园老师，的确很难放心。
汪飞则认为，并不是说不是学前专业就做不了好幼师，不管哪个专业，首先得有一颗爱孩子的心。
以冯凌的经验来看，上海有不少民办幼儿园，招聘时都提出大专以上学历、学前专业、修养好、热爱孩子。实际上，要看幼儿园缺人程度。
她回忆说：“民办园要节约成本，基本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老师储备，用人紧张时，哪管你初中、高中、是不是学前教育专业、有没有资格证？必须得先抓一个人来，看住一个班三十来个孩子。”这早已是业界公开的秘密。而在2009年教育部统计中，民办幼儿园占据了全国13.8万所幼儿园中的60%。